三方合力织密网 短视频治理破难题

　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24年12月，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3953万人。短视频以内容轻量化、强互动的传播特性，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，成为信息传播与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。与此同时，低俗内容泛化、虚假信息传播、版权侵权等问题频发，不仅破坏网络生态，也对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构成挑战。这亟待政府、平台与公众构建“权责明晰、协同联动”的高效治理格局，以三者形成的合力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作为短视频治理的主导者，政府的核心作用是构建完善法规体系与规范监督管理机制，提供制度遵循并保障落实落地。

　　当前，政府已形成多层级规范矩阵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颁布的《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》《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《网络内容信息生态治理规定》等部门规章，对不一样的网络视频信息管理作出明确界定；国家网信办、全国“扫黄打非”办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《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信息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》等文件，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、明确创作者边界、规范审核流程、保护版权创作。

　　但现有法治体系存在两大短板：一是法律层级偏低，现行规范多为部门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强制执行力弱，难以形成刚性约束；二是条款实操性不强，多为“应然要求”与禁止性条款，概念抽象，配套细则与惩戒标准不明，导致执法尺度不一。例如，对平台“未履行信息管理义务”的处罚，各地网信部门或顶格罚款或仅责令整改，从重与免予处罚缺乏支撑依据，处罚存在随意性；各地对违规短视频的处置以约谈、警告为主，缺乏明确法规依据，治理手段与依据难以有效衔接。

　　完善短视频治理法治体系的重点是提升法治体系的覆盖范围、系统统筹效力与标准，为短视频治理提供直接法律依据；针对虚假新闻、谣言、违背公序良俗、舆论误导、网络暴力等重点问题，整合修订法律和法规并配套详细司法解释，从根源上解决规范层级低、条文零散、执法尺度难把握等问题。

　　短视频平台作为短视频传播核心载体，是连接政府监管与公众需求的枢纽，其法律责任落实成效直接决定治理链条的完整性，是防范短视频内容风险的第一道防线。

　　《网络内容信息生态治理规定》第八条规定，网络内容信息服务平台应当履行内容信息管理主体责任，加强本平台网络内容信息生态治理，培育积极健康、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平台需主动采取一定的措施，确保其内容生态符合法律和法规和社会价值观，促进正能量传播。

　　但实践中，平台法律责任履行存在技术与监管双重短板。技术上，算法推荐仅分析用户习惯实现精准推送，缺乏内容价值判断能力，无法有效识别低俗信息，“流量至上”逻辑易引发算法偏见与内容歧视；“机器+人工”审核模式中，机器难以全量精准筛查，人工面对海量信息存在分工不明、流程繁琐、责任模糊等问题。监管上，模式尚未成熟，多为“事后治理”，缺乏系统制度规范、主动管理意识与常态化整顿机制，往往被动跟进政府治理措施，部分平台甚至与监管“打时间差”争夺流量，放任不良短视频病毒式传播。

　　对此，平台需清醒认识到短视频内容价值缺位既危害公共利益，也反噬自身发展，可从两方面强化自律：一是优化审核机制，优化算法，用关键词过滤筛查违规内容，对不良内容实行“先下架、后审查”，封锁低俗内容上传者网络地址，对传播全流程嵌入式管控，及时封停违规内容；二是建立奖励惩罚机制，通过奖励优质短视频吸引主流媒体入驻，增加正能量占比，同时落实“实名制 +黑名单”制度，对传播违规视频的账号进行封禁，对接受道德教育后仍屡教不改的用户终身不予注册。

　　公众既是短视频使用者，也是网络生态影响者，其监督积极性与数字素养水平紧密相关，决定网络治理基础是否牢固，是实现“社会自净”的关键。

　　第55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24年12月，10-19岁、20-29岁、30-39岁和40-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.0%、13.1%、19.0%和17.1%；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2023年12月的32.5%提升至34.1%。我国短视频用户年龄结构中“一老一小”用户数量增加，成为短视频行业新增主力，受文化水平与阅历所限，这些核心用户对不良短视频的辨别与防范能力弱，易受侵害与误导，公共事件中甚至转发谣言助长不良信息扩散。

　　尽管政府已搭建基础监督框架，但公众参与仍显不足。全国“扫黄打非”办、国家网信办等构建了监督举报体系，但网民对不良短视频危害认知浅、监督举报意识弱。例如，“搬运类”短视频属侵犯权利的行为，但受“免费获取”偏好影响，为侵犯权利的行为提供了生存土壤。

　　提升公众数字素养与优化监督渠道是治理短视频乱象的重要支撑。从优化监督渠道来看，需整合政务新媒体、主流媒体、热线电话等渠道，公开举报方式，构建覆盖广泛、响应高效的监督网络，实时公开投诉信息，限时反馈结果并邀请用户评价。从提升公众数字素养来看，要针对低龄、老龄、低学历群体，开展数字素养教育“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农村”活动，普及应用常识，提升信息辨别与风险防范能力。